原标题：民族学考研：清代西南边疆儒学的兴盛
清代西南边疆儒学的兴盛
与历朝相比，清朝对于西南边疆的开拓与经理最为深入。儒学自顺治朝便成为清代的官方意识形态，儒家的教化体制更成其为塑造国家整体意识和构建“国家话语”的重要凭借，加之康雍乾三朝雄厚的国力财力做后盾，清政府便在西南边疆地区着力兴建地方官学，开科取士，进行乡村儒学教化，强力推行儒学国家意识形态，使得儒学在西南边疆达到前所未有的兴盛。
(一)清初皇权的尊孔崇儒及儒学官学地位的确立
清朝以少数民族政权身份入主中原,其对于儒学的态度，经过了努尔哈赤的排斥，皇太极的接受，顺治的提倡，到康熙、雍正、乾隆三位帝王的全面构建与运用的漫长过程。从清朝历史发展的趋势来看，时间越往后，清代皇权的儒化特质越明显，这并不是说清代皇权就放弃了对“满洲特性”的坚守，但事实上到晚清大多数所谓“满洲因素”已经迅速消亡。
努尔哈赤作为清朝奠基者，具有强烈的民族意识。他创制文字、创建八旗，早期对儒学及儒生抱持着排斥、抗拒的态度，认为“种种可恶，皆在此辈”。[13]95但在南下攻打明朝的过程中，其逐渐认识到儒家思想在维护君权及巩固政权中的重要价值与意义，渐渐把儒家思想作为其治国的重要理念。但是，由于女真族当时还存在的牧猎氏族社会发展状态以及社会结构的影响，努尔哈赤的儒家思想推广成效有限，在其晚年甚至出现倒退的情况。皇太极即位(1626)后，比努尔哈赤更加信任和重用归降的汉族儒臣，提出“满汉之人，均属一体”的施政方针。在范文程等汉臣的建议下，皇太极在即位的第三年(1629)即下诏:重修毁于战火的沈阳孔庙，仿照明制举行考试并录取了200多人，在朝廷建立经筵制度。1636年，改国号为“清”，年号“崇德”，足见其对儒家思想的重视和敬仰，这对随后执掌清朝实权的多尔衮及顺治有直接的影响。
多尔衮摄政期间，确立了“首崇满洲”的统治原则。但是入关后，面对少数治理多数的现实，其继承并发展了皇太极的“满汉之人，均属一体”思想,实施“以汉治汉”策略(10)，借鉴明朝的科举制度开科取士，摄政七年期间共录取了1000多名进士。(11)顺治帝虽然最终也没有改变“首崇满洲”的既定国策，但是作为入关后清朝的第一位皇帝，他对意识形态、官方之学的选择却是很明确的。顺治九年(1652)亲政后，亲率诸王大臣等到太学隆重释奠孔子，亲行两跪六叩礼。顺治十年(1653)谕礼部：“国家崇儒重道，各地方设立学宫，令士子读书，各治一经，选为生员，岁试科试入学肄业，朝廷复其身，有司接以礼，培养教化，贡明经，举孝廉，成进士，何其重也！”[14]585崇儒重道自此作为一项基本国策被确定下来，后又继续推而广之，于顺治十二年(1655)形成“兴文教、崇经术，以开太平”[14]712的治国理念。顺治将儒学作为官方意识形态加以提倡，不仅是其个人喜好，更是要以此举赢得中原臣民对清朝政治统治合法性的认同。顺治深知古代中国对帝王统治合法性的认同，是以帝王对儒家价值理念和礼仪规范的认同为前提的。因此，清朝在崛起并最终统一全国的过程中，不仅把崇儒重道作为一项基本国策，更是将其作为一种重要战略手段。这在顺治以后的诸位帝王中都得到了有效贯彻和执行。虽然，四大臣辅政时期曾推动“率循祖制，咸复旧章”[15]73的反扑，一度导致儒学式微，但是康熙皇帝亲政后，所实施的一系列尊孔崇儒的政策却是更为成熟和精准，开启了清代康、雍、乾三帝对国家祭孔礼仪和儒学意识形态的全面建构。
康熙帝对以程朱理学为代表的儒学推崇备至，将京师祭孔与阙里亲祭相结合，使祭孔仪制达到了历史的新高度。康熙八年(1669)首次率礼部视学国子监，举行临雍大典，在宫中建传心殿，专祀孔子。康熙二十三年(1684)南巡途中，亲临阙里孔庙参谒，行“三跪九叩”礼，赐“万世师表”匾额挂于大成殿。此举正如康熙帝所说：“阙里为圣人之域，秉礼之邦，朕临幸鲁地，致祭先师，正以阐扬文教，振起儒风。”[16]1252雍正在他即位的第二年(1724)就上诣太学，拜谒先师孔子，大大增加配享孔庙先儒的数量。雍正四年八月(1726)雍正帝亲祭京师孔庙，按照祭孔礼仪，皇帝献帛进酒不需下跪。雍正却行跪献礼，“立献于先师之前，朕心有所不安”，并命令记入档案，以后照此遵行。(12)乾隆帝在位期间,每次释奠均“亲诣行礼”，曾九次晋谒阙里孔庙，次数之多为历代帝王之冠(13)。其中，三次是在南巡行程之中，其余均为专程往祭，并下令孔庙“大成殿”、“大成门”着用黄瓦，“崇圣祠”着用绿瓦，以示敬意(14)。乾隆五十五年(1790),更是以八十岁高龄,祭先师孔子,亲诣行礼。至光绪三十二年(1906)，祭孔规制升为大祀。
清代帝王大肆扩张孔庙礼仪，奉之以国祭大典，或许可以从雍正以下上谕看出原因：“使非孔子立教垂训，则上下何以辨？礼制何以达？…使为君者不知尊崇孔子，亦何以建极于上而表正万邦乎？人第知孔子之教在明伦纪、辨名分、正人心、端风俗，亦知伦纪既明，名分既辨，人心既正，风俗既端，而受其益者之尤在君上也哉？”(15)“在君上尤受其益”道出了清初君主密集而广泛地祭祀孔庙的主观原因，却也客观上致使皇权成为政治与文化运作的核心，从而使得本来各自独立的政治权威与文化权威合二为一，清代帝王最终成为这两者的权威而集“治统”“道统”于一身。同时，清初诸帝长期坚持经筵与日讲，一方面是吸收儒家治国经验，另一方面更是按勤学形象和“圣君”标准把自己塑造成儒家的理想帝王，建立和维护自己是儒家道统接续者和传承者的道统形象，并利用自己对儒家经典的理解逻辑形成“帝王经学”。[17]这样，以皇权为代表的政治势力，不仅完成了国家祭孔的垄断性操控，更借助皇权向天下臣民推广了崇儒重道的国家意识形态及帝王的儒家道统形象。
(二)清代西南边疆儒学的勃兴
在清代皇权的推动下，儒学国家意识形态及大一统的政治思想在包括西南边疆的全国各地推行。“普天率土之众，莫不知大一统之在我朝。悉子悉臣，罔敢越志者也”。[10]147但西南边疆的土司制度却与强调政令统一的“大一统”政治思想日益冲突，雍正帝权衡利弊后，在西南边疆开启了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改土归流和苗疆开辟之举，让国家权力在西南边疆强力渗透，大部分土司辖区及新辟苗疆地区都设置了府、州、厅、县等与内地一致的行政体制，为西南边疆儒学的设置及儒学教化提供了有力的政治和制度保障。
清政府在西南边疆广泛设置儒学：在新设置的府、州、厅、县新建府学、州学、厅学、县学，在前代废弃儒学的旧址上复建或改建儒学，为避免西南边远地区生童长途跋涉而特设地方官学等。根据光绪朝《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各直省儒学学校总数目为1805所，其中四川155所，约占8.59%；云南101所，约占 5.60%；贵州69所，约占3.82%；广西79所，约占4.38%，西南地区四省儒学占全国总数的22.38%，接近四分之一。(16)在这各类府州县儒学中，四川共有生员40296人，云南39083人，贵州22213人，广西30059人，总共131651人，占全国总生员人数739199的17.81%。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云南的生员人数占全省人口的0.63%，位于全国之首，贵州为0.47%，居于全国第二，广西0.37%，位列全国第四，而全国的平均比例是0.18%(17)。这充分说明清政府对西南边疆儒学设置给予的大力支持以及生员学额分配上的政策倾斜。
在广设儒学的同时，清代书院自雍正十一年(1733)也开始大量设置：“……则建立书院……，督抚驻札之所，为省会之地，着该督抚商酌举行，各赐帑金一千两……”[10]666，并对书院的设置地点和经费划拨予以管控和支持，使得书院官学化成为清代书院的基本特色。在省会书院建设完成后，府州县书院也逐渐兴办，在这种背景下，西南边疆的书院设置在清代达到了鼎盛。据《中国书院史》统计，从顺治到宣统年间，贵州共有书院157所、广西195所、云南255所、四川602所，合计1209所，占全国书院(5836所)的20.71%。(18)其中，四川的书院位居全国第二，是清代书院最发达地区之一。对比明代四川书院仅69所、贵州28所、云南79所、广西55所，合计231所，为全国书院(1962所)的11.77%，增长颇快。(19)清代西南地区书院的增长主要分布在改土归流后新建的行政区域及新开辟的苗疆，如云南的大理府(29)、楚雄府(16)等。[18]270清代书院与科举考试紧密结合，书院的发展及其功能已与当时的府州县儒学没有太大区别。
在大量办学之外，清政府还采取许多措施鼓励西南边疆土司子弟及平
民生童入学读书和参加科举。有清一朝，西南边疆培养了一大批士绅。按照张仲礼的分类，进士和举人皆为上层绅士，(20)进士更是古代的高层次杰出人才。清朝自顺治三年(1646)至光绪三十年(1904)近260年里，共举行112次文科常考，取中进士26849名，外加博学鸿词科、经学科、经济特科，以及为八旗士子举行的翻译科考共录取进士253名，共有各类进士27102名。其中，四川共有进士800人，云南681人，贵州611人，广西572人，(21)共计2664人，西南边疆的高层次人才约占全国的10%。上层绅士的另一个群体举人人数在西南四省也相当可观，其中四川7315人，云南5771人,贵州4215人，广西5163人，清代各省举人总额约为152100人，(22)西南边疆约占全国的15%。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有清一代，广西共产生4名状元，贵州2名，四川1名，云南袁嘉榖获得光绪二十九年(1903)经济特科第一名。光绪十二年(1886)丙戌科贵州赵以炯、十五年(1889)己丑科广西张建勋、十八年(1892)壬辰科广西刘福姚分别中状元，(23)连续三科状元产生于西南边疆省份，也可看出至清代末期儒学在西南边疆的兴盛和繁荣程度。
在着力举办官学和实施科举的同时，清政府也非常重视西南边疆的乡村儒学教化。在西南边疆的大村巨堡、乡里苗寨遍设义学，教化土司子弟、“熟苗”、“生苗”及其他少数民族平民子弟童蒙。有清一代，西南四省共建义学2193所，其中广西168所，四川1128所，云南696所，贵州201所。(24)与之相配套的是，清政府积极在边疆土司地区设置推广乡约，并要求各州县用百姓易于接受的土音和方言宣讲《圣谕十六条》《圣谕广训》，清政府通过义学和乡约把儒学教化普及到西南边疆民族地区乡村基层，不仅大力提振当地文风，影响当地民风民俗，更使一向局限在地方精英阶层的基层儒学教化在清代发展成为面向全民的启蒙和道德教育。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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