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学考研《三国史记》与《三国遗事》比较研究_金富轼_一然…(民族学考研参考书目)

原标题：民族学考研：《三国史记》与《三国遗事》比较研究

《三国史记》与《三国遗事》比较研究

李春祥

[内容提要] 《三国史记》主要记载新罗、高句丽、百济时期相关史事，《三国遗事》主要记载这一时期的神话传说，亦有部分内容涉及史事。对比两书在体例、内容、历史观等方面的问题，进一步探究新罗、高句丽、百济三国的历史，有助于厘清这一时期的相关史实。

[关键词] 《三国史记》《三国遗事》新罗高句丽百济比较研究

《三国史记》是高丽时期金富轼编写的一部叙述新罗、高句丽、百济历史的纪传体断代史，成书于1145年（高丽仁宗二十三年），《三国遗事》是由比金富轼稍晚的高丽时期僧人一然所著，主要记载了朝鲜半岛三国时代的神话传说、历史故事，其体例更类似于野史，成书年代不确切。目前学界关于《三国史记》和《三国遗事》的研究成果较多，但大多对《三国史记》或《三国遗事》的某一问题进行分别研究，对于两书的综合比较研究较少。笔者基于目前的相关研究成果，以孙文范先生的校勘本《三国史记》和《三国遗事》为底本，对两书进行综合比较研究，阐述两书在记述新罗、高句丽、百济三国历史上的不同方法和特点。

一、《三国史记》、《三国遗事》的作者及成书经过

《三国史记》作者金富轼（1075-1151），字立之，号雷川，谥号文烈，是高丽王朝（918-1392）时期政治家、史学家。金富轼出生于庆州的一个趋于没落的贵族家庭，其家族曾经显赫一时。“金氏世为高丽大族，自前史已载，其与朴氏族望相埓，故其子孙多以文学进。”①金富轼22岁时进士及第，开始走向仕途。历任户部尚书、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等职。曾两次奉命出使宋朝，在1116年（宋徽宗政和六年，高丽睿宗十一年）第一次出使宋朝的时候，从宋朝得到了一部《资治通鉴》，②这对金富轼后来编撰《三国史记》产生了重要的影响。1135年，僧人妙清发动叛乱，建国号“大为”。金富轼被任命为元帅，率军讨伐，1136年平定了“妙清叛乱”。之后，金富轼因功被封为“输忠定难靖国功臣”、“集贤殿大学士”等名号。1142年，金富轼上表请求致仕，高丽仁宗“许之，加赐同德赞化功臣号，诏曰：‘卿虽年高，有大议论，当与闻’”③。致仕后的金富轼开始奉命主持编写《三国史记》，并于1145年完成，全书共计38万字。《三国遗事》的作者一然（1206-1289），俗姓金，名见明，字晦然，是高丽王朝后期的著名僧人。一然出生于庆州，9岁出家为僧，在1237年的僧科考试中获得“三重大师”称号，1261年（高丽元宗二年）以大禅师的身份入首都开京禅月寺做主持，后又为云门寺主持，大概在此期间编写了侧重于佛教的历史著作《三国遗事》，④全书共计16万字。

金富轼和一然同为高丽王朝时期出生在庆州的两个著名人物，一个是著名的政治家、史学家，另一个是著名的僧人。金富轼1142年获“同德赞化功臣”称号，一然1283年被高丽忠烈王册封为“圆经冲照国尊”这一高丽至高僧籍。金富轼著《三国史记》，主要是奉高丽仁宗之命而为之，另外金富轼自身的史学修养受中国古代文化的熏陶，使其具备了编写《三国史记》的史学知识。他带着一种历史使命感去完成《三国史记》。在《进〈三国史记〉表》中，金富轼阐述了自己编写《三国史记》的主要原因，“臣富轼言，古之列国，亦各置史官，以记时事。故孟子曰：‘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惟此海东三国，历年长久，宜其事实，著在方册……今之学士大夫，其于五经诸子之书、秦汉历代之史，或有淹通而详说之者，至于吾邦之事，却茫然，不知其始末，甚可叹也”！⑤表明金富轼要为“海东三国”编写一部详尽的历史。一然虽具有很高的僧界荣誉，但却不具备金富轼那样的史学素养，本应潜心研究佛学的高僧，却对“三国”历史颇感兴趣，虽然没有材料证明一然编写《三国遗事》的主要原因，但笔者以为此与金富轼平定“妙清叛乱”有着微妙的关联。妙清与一然同为僧人，一然对妙清最后被杀的下场应该隐含着些许的怜悯。金富轼以武力平叛护国，一然要体现以佛教同样可以护国的思想观念，故此编著了这部侧重于佛教的历史著作，专门弥补《三国史记》在佛教护国方面的缺失和不足，此举或许暗含了对金富轼的不满和对妙清的同情。

二、《三国史记》、《三国遗事》的体例与主要内容

《三国史记》的体例是纪传体断代史，《三国遗事》的体例则更类于野史。两书记载的史事均是反应新罗、高句丽、百济时期的历史，只不过侧重点有所不同。《三国史记》全书共五十卷，分别为：本纪二十八卷，年表三卷，志九卷，列传十卷。本纪包括新罗本纪十二卷、高句丽本纪十卷、百济本纪六卷；年表分为上、中、下三卷；志九卷包括祭祀、乐、色服、车骑、器用、屋舍、地理（新罗、高句丽、百济）、职官（上、中、下）；列传十卷记载了新罗、高句丽、百济的将相大臣及各类人物50余人，全书较为详尽系统地叙述了新罗（前57-935）、高句丽（前37年-668）、百济（前18年-660）三个政权的历史。

《三国遗事》全书共5卷，分为王历第一（内含1小节）、纪异第二（内含59小节）、兴法第三（内含7小节）、塔像第四（内含30小节）、义解第五（内含14小节）、神咒第六（内含3小节）、感通第七（内含10小节）、避隐第八（内含10小节）、孝善第九（内含5小节）9个部分，计139小节。

《三国史记》的第一部分是本纪，分别记载了新罗赫居世居西干到敬顺王56个王992年的历史、高句丽东明圣王到宝藏王28个王705年的历史、百济温祚王到义慈王31个王678年的历史。金富轼在编写本纪的过程中，采用了纪传体史书中本纪的写法，以编年的方式进行编写，是新罗、高句丽、百济各王的编年大事记。如：

新罗始祖赫居世居西干……四年（前54），夏四月辛丑朔，日有食之。五年（前53），春正月，龙现閼英井，右肋诞生女儿。⑥

大武神王……二年（19），春正月，京都震……三年（20）春三月，立东明王庙……二十七年（44），秋九月，汉光武帝遣兵渡海，伐乐浪，取其地为郡县。萨水以南属汉。冬十月，王薨，葬于大兽村原，号为大武神王。⑦

《三国遗事》第二部分纪异，内容与上述《三国史记》所记的史事有关联，涉及到新罗、高句丽、百济的个别王，同时增加了一些内容，如纪异中的古朝鲜、卫满朝鲜、马韩、二府、七十八国、乐浪国、北带方、南带方、靺鞨、渤海、伊西国、五伽倻、北扶余、东扶余、高句丽、卞韩、百济、辰韩、又四节游宅、新罗始祖赫居世王等等，赫居世王以下条目既包括一些与新罗国王相关的传说，又包括14条一般历史人物的相关故事，体现了《三国遗事》的记事特点。

通过《三国史记》第一部分本纪和《三国遗事》第二部分纪异记事内容的比较，可以看出两者各自的特点：

第一，《三国史记》本纪以编年的方式记述新罗、高句丽、百济三国之王在位大事，表明三个政权并行于这一地区，三者互不统属，且时常受到中原王朝的节制与管辖，百济、高句丽先后被唐朝消灭，新罗最后被王氏高丽取代。王氏高丽追溯到最远的上限时间是公元前57年（汉宣帝五凤元年），这一年赫居世建立新罗。《三国遗事》纪异则以新罗为主线，把朝鲜的历史向上追溯了

二千年，将坛君王俭所立的朝鲜作为朝鲜历史的发端，形成了一个看似完整的朝鲜古史谱系，这个谱系被后来的朝鲜学者所引用，以此作为朝鲜的古史谱系。但是，这个由《三国遗事》所建立朝鲜古史谱系经不起推敲，如《三国遗事·古朝鲜（王俭朝鲜）》中说：“《魏书》云：‘乃往二千载，有坛君王俭，立都阿斯达。（经云无叶山，亦云白岳，在白州地。或云在开城东，今白岳宫是。）开国号朝鲜，与尧同时。’”⑧依据笔者对《魏书》等相关资料的查询和检索，不仅查无此语，甚至连《三国遗事》中所谓的“坛君”和“无叶山”在宋代以前的中国典籍中都了无痕迹，可见一然为了构建古朝鲜谱系，想当然地虚构了《魏书》中的这段话，这种虚构歪曲了历史的真实性，对后世朝鲜史学产生了一定程度的误导。

事实上，《三国遗事》所建立的朝鲜半岛古史谱系包含三个系统，这三个系统包括：“其一，檀君朝鲜，其后为箕子朝鲜、卫满朝鲜、汉四郡二府、马韩，其发源地在朝鲜半岛中部，可以称之为古朝鲜系统。其二，源自天帝解慕漱的北扶余，其后为东扶余、卒本扶余(高句丽)、南扶余百济，其发源地在‘大辽医州’的‘讫升骨城’，可以称之为扶余系统。其三，源自三韩中的辰韩，其后为新罗、王氏高丽，其发源地在朝鲜半岛南部，可以称之为三韩系统。”⑨至于为什么一然将这三个系统生硬地捏合到一起，因为他“所处的高丽王朝以新罗为正统，但自新罗上溯其国史只能追溯到三韩中的辰韩，与另两个系统都没有关系。但高丽王朝的疆域不仅包括了从前三韩的全部分布区，也包括古朝鲜和高句丽、渤海国的部分地区，一然为了切合高丽王朝的疆域实际，也为与金富轼已经确立的‘三国’、统一新罗、王氏高丽的古史谱系相吻合，在构建其古史谱系时，由辰韩扩及三韩，又因箕子后裔曾立国于马韩地区，由马韩上溯至古朝鲜系统；因百济兴起于卞韩故地，其王室又出自扶余，由此上溯至扶余系统。通过这种方法一然将三种历史系统嫁接在一起，为高丽王朝创造出一个宏大的历史谱系。但从本质上讲，这是‘海东’区域的历史谱系，而不是一种国史谱系，但遗憾的是，不论一然本人还是后来受其影响的学者，都将此谱系视为高丽王朝的国中谱系。”⑩一然建立的这个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古朝鲜谱系，对相关历史研究起着十分消极的作用。

第二，《三国遗事》纪异中有14条为一般历史人物所发生的故事，其中金庾信和甄萱在《三国史记》中均有记载，另外12条记事则为《三国史记》中所无。金庾信传是《三国史记》中内容最多的列传，共有10 668字，从历史的角度记述了金庾信的生平事迹，包括金庾信的出身，年轻时为花郎的经历，以及后来成为新罗将领，在灭百济、高句丽的战斗中立有大功等等；而《三国遗事》对金庾信的记事则充满了神话色彩，如说金庾信“禀精七曜，故背有七星文。年十八修剑得术为国仙”等等。《甄萱传》是《三国史记》中最后一个列传，记载了甄萱的家世、生平及荒淫残暴的恶行，如甄萱在927年攻入新罗王都后，“萱纵兵大掠，使人捉王，至前戕之。便入居宫中，强引夫人乱之。以王族弟金傅嗣立，然后虏王弟孝廉、宰相英景，又取国帑、珍宝、兵仗、子女、百工之巧者自随以归”。《三国遗事》对甄萱的记载除抄录自《三国史记》甄萱传外，还增加了所谓《李磾家记》和《古记》中关于甄萱的内容，所引《古记》中的内容则荒诞不经，如“昔一富人，居光州北村，有一女子，姿容端正，谓父曰：‘每有一紫衣男到寝交婚。’父谓曰：‘汝以长丝贯针刺其衣。’从之。至明寻丝于北墙下，针刺于大蚯蚓之腰。后因妊，生一男，年十五，自称甄萱”。

《三国遗事》纪异中所记其他人物则为延乌郎、细乌女、桃花女、鼻荆郎、长春郎、罢郎、竹旨郎、水路夫人、忠谈师、阎长、弓巴、处容郎、居陁知等，多为一些神话传说之事，如关于延乌郎的记事：发生在新罗阿达罗王四年（157），东海滨有延乌郎、细乌女夫妇。一日延乌郎归海采藻，被一岩（一云一鱼）负归日本。日本国人见之，乃立为王。再如关于水路夫人的记事：新罗圣德王时，纯贞公赴江陵太守，夫人被海龙揽入海，有一老人告曰：“故人有言，众口铄金。今海中傍生，何不畏众口乎。宜进界内民，作歌唱之，以杖打岸，则可见夫人矣”。这些记事都体现了神话传说的特点，《三国史记》中则较少这样的记载。

年表是《三国史记》的第二部分内容，以表格的形式记载新罗、高句丽、百济、弓裔、后百济等统治者的兴立亡废，《三国遗事》中的第一部分王历内容与此相类，以表格的形式记载新罗、高句丽、百济、驾洛、后高句丽、后百济、高丽的国王历纪，谱列方法与《三国史记》年表相似，但内容和表述方式上均有所不同，如下表：

《三国史记》年表上（节录）

《三国遗事》王历第一（节录）

从上面节录的《三国史记》年表和《三国遗事》王历可以看出，两者记事主要有以下特点：

第一，《三国史记》年表、《三国遗事》王历都是首列中原王朝的帝王年号及干支纪年，而《三国史记》所列更加清晰，新罗、高句丽、百济各王的即位及在位时间均以此为参照标准。

第二，新罗、高句丽、百济的排列顺序在两表中完全相同，记事内容几乎相同，但《三国史记》年表则更加详细，除关于国王即位的史事外，还有关于王薨的记载，《三国遗事》则略去了大部分王薨的记载。

第三，《三国遗事》王历表格中增加了驾洛王即位及薨的记载，因为驾洛在公元532年（梁武帝中大通四年）投降新罗，体现了《三国遗事》以王氏高丽是新罗、高句丽、百济等国之后，继续统治朝鲜半岛的正统王朝的特点。

《三国史记》第三部分是“志”，包括祭祀、乐、器用、新罗（地理志）、高句丽（地理志）、百济（地理志）、职官等内容，如“职官”主要记录了新罗的官职和执掌，极少部分内容涉及高句丽和百济，“高句丽、百济职官，年代久远，文墨晦昧，是故不得详悉。今但以其著于古记及中国史书者，为之志”?。虽然三国官职中有的官名含义不明，“曰伊伐餐、伊餐等者，皆夷言，不知所以言之之意”。?但其中所记大部分官职和执掌对于考察三国官制的发展演变还是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三国遗事》则缺少这类内容和价值。

“列传”是《三国史记》中最后一部分内容，记载了新罗、高句丽、百济时期的55位各种历史人物，其中新罗44位（包括3位附在《薛聪传》里的人物），高句丽7位，百济4位。《三国遗事》中则缺少以上绝大部分人物的相关记载，有极少数人物相同，事迹与《三国史记》有所不同，如上文所述的金庾信、甄萱等。《三国遗事》中所记载的多为与佛教有关的故事传说，如“兴法”中的“顺道肇丽”、“难陁辟济”、“阿道基罗”分别记载了佛教传入高句丽、百济、新罗之事；“塔像”记载了辽东城育王塔、高丽灵塔寺、四佛山等30个新罗、高句丽寺庙和佛塔；“义解”记载了圆光西学、元晓不羁、贤瑜伽等14条释家人物和佛教相关的传说；“神咒”记载了密本催邪、惠通降龙、明朗神印等3条僧人行法治病等传说；“感通”记载了仙桃圣母随喜佛事、郁面婢念佛西升、融天师慧星歌等10条向佛之事；“避隐”记载了朗智乘云、包山二圣、勿稽子等10位避隐的僧人和常人，其中勿稽子在《三国史记》列传中也有记载；“孝善”记载了真定师孝善双美、大城孝二世父母、向德舍知、孙顺埋儿、贫女养母等5件孝善之人的事迹，其中“向德”、“贫女”之事《三国史记》中都有记载，不过《三国遗事》中又增加了和佛教相关的事宜，如《三国遗事》增加了“贫女，舍其家为寺，名‘两尊寺’”等内容。

从以上《三国史记》中“志”、“职官”、“列传”和《三国遗事》“兴法”、“塔像”、“义解”、“神咒”、“感通”、“避隐”、“孝善”所记内容可以看出：

第一，《三国史记》以纪传体史书的方式记载了新罗、高句丽、百济的祭祀、地理、职官、人物等史事，对于研究这一时期的相关历史问题具有重要的意义，而《三国遗事》中则缺少这方面的内容，虽然也有一些人物的记载，但多和释家相关，和《三国史记》相比，其史学研究价值稍显逊色。

第二，关于佛教如何传入高句丽、百济、新罗之事，分散记载在《三国史记》中，而在《三国遗事·兴法》中则集中记载，而且比《三国史记》的相关记载更加详细，对于研究这一地区佛教史，其作用则大于《三国史记》。

三、《三国史记》与《三国遗事》所体现的历史观

金富轼和一然的历史观，分别在《三国史记》和《三国遗事》中有所体现，关于金富轼的历史观，笔者在早前的论文中有所涉及，?苗威对金富轼的历史观也有深入的论述，?而关于一然历史观的研究成果则较少。

金富轼的历史观主要表现为天命史观和正统史观。天命史观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关于国王诞生神话的描写，如对新罗始祖赫居世诞生的记述：“始祖，姓朴氏……先是，朝鲜遗民分居山谷之间为六村……二曰突山高墟村……高墟村长苏伐公，望杨山麓萝井傍林间，有马跪而嘶，则往观之，忽不见马，只有大卵。剖之，有婴儿出焉，则收而养之。及年十余岁，岐嶷然夙成。六部人以其生神异，推尊之，至是立为君焉。”《三国史记》中金富轼的正统史观与中国古代正史有所不同，中国古代正史以其所记载的封建王朝本身为正统，《三国史记》则以同时期的中原王朝为正统，以新罗、高句丽、百济政权为闰统。如《三国史记》中对高句丽、新罗、百济的统治者称“王”，而对中原的帝王则称“帝”，对隋文帝、隋炀帝、唐高祖、唐太宗等帝王更是直接称“帝”，体现了以金富轼以中原王朝为正统的正统史观。

天命史观在《三国遗事》中有所体现，如“纪异”叙曰：“帝王之将兴也，膺符命、受图箓，必有以异于人者……故河出图、洛出书，而圣人作。以至虹绕神母而诞羲，龙感女登而生炎……简狄吞卵而生契，姜嫄履迹而生弃，胎孕十四月而生尧，龙交大泽而生沛公。自此而降，岂可殚记？然则三国之始祖，皆发乎神异，何足怪哉！此纪异之所以渐诸篇也，意在斯焉。”这些话是一然为自己在《三国遗事》中所记各种传说寻找的理论根据，同时也表明了他的天命史观。以中原王朝为正统的正统史观在《三国遗事》亦有体现，除了“王历”是以中原王朝为正统纪年外，“纪异”更是以中国古代史书为主线，构建了一个新罗历史主线，其所列的中国古代史书顺序为《魏书》、《汉书》、《通典》、《后汉书》等，尤其是在“古朝鲜”条中虚构了《魏书》所云的“乃往二千载，有坛君王俭，立都阿斯达。开国号朝鲜，与尧同时。”这条史料，表明一然想要以中国古代典籍为依托，为自己的看法寻找正统依据，可以看出其明显的以中原王朝为正统的正统史观。

由于《三国遗事》是侧重于佛教和神话传说的历史著作，所以《三国遗事》中还体现了一然佛教史观的特点，而《三国史记》则鲜有表现。有学者将古代佛教史观归纳为六种，即“本迹史观、感应史观、神通史观、业报史观、末法史观、正统史观”?。本迹史观源于佛教传入中国以后，“都表现出与中国固有的儒、道二家迥然不同的特质与风貌，对儒、道二家形成了巨大冲击，不断招致儒、道二家卫道之士的激烈反对和批判”?。而中国古代的佛教史家则从本迹论的角度，阐述对儒、道、佛三教的认识，逐渐形成了本迹史观，如《高僧传序》云：“原夫至道冲漠，假蹄筌而后彰，玄致幽凝，藉师保以成用，由是圣迹迭兴，贤能异托。”?意为圣贤之出现与宣教弘法，均有其根源和发展的轨迹，与儒、道源于中国的道理相同，佛教源于印度，虽传入中国后影响不断扩大，但其本迹却在印度。《三国遗事》中的本迹史观则表现为以中原王朝为佛教本迹的特点，如“兴法”中抄录了《三国史记》中佛教最先由前秦、东晋等中原地区传入高句丽、百济、新罗的史料，这些史料既是事实，同时又是《三国遗事》本迹史观的一个表现。业报史观《三国遗事》中亦有体现，如“义解”中“义湘传教”条记曰：“西京崇福寺僧法藏致书於海东新罗华严法师侍者：一从分别，二十余年。倾望之诚，岂离心首。加以烟云万里，海陆千重，恨此一身不复再面，抱怀恋恋，夫何可言。故由夙世同因，今生同业，得于此报，俱沐大经，特蒙先师授兹奥典。”另外，“神咒第六”、“感通第七”中也分别体现了《三国遗事》的感应史观和神通史观的特点。

由此，从《三国史记》、《三国遗事》体现出的历史观可以看出：

第一，两书的历史观既有相同之处，又有着各自不同的特点，这是由两书的内容所决定的。天命史观和正统史观是两书比较相近的历史观，但《三国遗事》又呈现出自己独有的佛教史观。

第二，尽管《三国遗事》表现出了一些佛教史观，但这些佛教史观并不成体系，而且分散在《三国遗事》里，寓于一些神话传说当中，并不能成为成熟的佛教史观。

余论

综上所述，《三国史记》、《三国遗事》均属于记载朝鲜半岛历史或神话传说的重要典籍，在体例、内容、历史观等方面各有特点，通过对两书的综合比较，在肯定其史学价值的同时，进一步探讨两书的缺点和不足，可为新罗、高句丽、百济的历史研究提供一些有益的借鉴。

一、史学价值方面，《三国史记》书中纪、表、志、传俱全，是一部内容详尽、系统的关于新罗、高句丽、百济三国历史的史书。而《三国遗事》则是一部侧重于佛教的杂史，抑或野史，新罗是其历史主线，高句丽、百济的历史则略有涉及，其史学价值比《三国史记》逊色许多。尽管如此，《三国遗事》中的个别史料也可为史学研究提供助，如“关于罗唐官方交涉，《三国遗事》记载较集中，《善德王知己三事》、《真德王》、《太宗金春秋》、《文虎王法敏》等条中，以独特的角度，记载了7世纪中叶唐和新罗交涉的方方面面”?。对于研究唐与新罗的关系有一定的借鉴。《三国遗事》对于研究佛教史亦有重要价值。

二、文学价值方面，《三国史记》、《三国遗事》各有特色。《三国史记》的文学价值主要体现在本纪和列传中，如国君中有贤君、暴君、亡国之君等等，一般人物中有忠臣、逆臣、孝子、贞女等等，对这些人物的描写生动并富有文采。如新罗始祖赫居世是个贤君，在他当政第“三十九年（前19），马韩王薨。或说上曰：‘西韩王前辱我使，今当其丧征之，其国不足平也。’上曰：‘幸人之灾，不仁也。’不从，乃遣使吊慰。”再如对于一般人物的描写也很精彩，如“列传”中对逆臣弓裔的叙述：“弓裔，新罗人……以五月五日生于外家，其时屋上有素光，若长虹，上属天。日官奏曰：‘此儿以重午日生，生而有齿，且光焰异常，恐将来不利于国家，宜勿养之。’王敕中使抵其家中杀之，使者取于襁褓中，投之楼下。乳婢窃捧之，误以手触眇其一目，抱而逃窜。”寥寥数笔，情景跃然纸上。《三国遗事》亦有一定的文学价值，主要表现在保存了延乌郎、细乌女、桃花女、鼻荆郎、长春郎等等神话传说和彗星歌、来如歌、鲜花歌、遇贼歌等14首新罗乡歌。由于新罗时代人们记录乡歌时，采用的是“乡扎标记法”，只用汉字记音，而不管汉字的意义，导致乡歌本意难于破解，“乡札标记法缺乏一贯性并颇复杂，以致经统一新罗至高丽初就消失了”?，成为研究新罗乡歌的一个难题，其本意很难理解，如彗星歌：“旧理东尸汀叱，乾达婆矣游乌隐城叱肸良望良古，倭理叱军置来叱多烽烧邪隐边也薮耶，三花矣岳音见赐乌尸闻古……此也友物比所音叱彗叱只有叱故。”待将来这个难题破解后，这些乡歌的文学价值将体现出来。另外《三国遗事》中共有35篇“赞曰”，其内容多为七言绝句，也有少数七言律诗，这些七言绝句虽然在艺术特色上并非很高，但有的也颇有意境，如“顺道肇丽”诗曰：“鸭绿春深渚草鲜，白沙鸥鹭等闲眠。忽惊柔橹一声远，何处渔舟客到烟。”文笔生动，意境优美，体现了一然较高的古诗词水平。

第三，史料真实性方面的问题。两书在编写过程中，主观意识上有不尊重史实的特点，有些是为了某种目的而故意为之，这种不严肃的著书观，导致以两书为基准进行的相关研究有时会出现偏差。如《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在高句丽王臧十四年(655)条载：“十四年春正月。先是，我与百济、靺鞨侵新罗北境，取三十三城。新罗王金春秋遣使于唐求援。二月，高宗遣营州都督程名振、左卫中郎将苏定方将兵来击。”此条抄录于《资治通鉴》卷一九九《唐纪》永徽六年(655)条载：“正月……高丽与百济、靺鞨连兵，侵新罗北境，取三十三城；新罗王春秋遣使求援。二月，乙丑，遣营州都督程名振、左卫中郎将苏定方发兵击高丽。”由上文可见，金富轼在引用《资治通鉴》的时候，主观加上了“先是”一词，虽然只有两个字，但却改变了《资治通鉴》的原意，?给后人造成误解。同样，《三国遗事》也存在像《三国史记》随意改动中国史书史料的问题，如《三国遗事》纪异“卫满朝鲜”曰：“前汉朝鲜传云：‘自始燕时，常略得真番、朝鲜，为置吏筑障。秦灭燕，属辽东外徼。汉兴，为远难守，复修辽东故塞，至浿水为界，属燕。”这条史料本自《史记·朝鲜列传》，原文为：“朝鲜王满者，故燕人也。自始全燕时，尝略属真番、朝鲜，为置吏，筑鄣塞。秦灭燕，属辽东外徼。”《汉书·西南夷两粤朝鲜传》也做如是记载。一然在引用这条史料时却将“尝略属真番、朝鲜”改为“常略得真番、朝鲜”，“属”改为“得”，一字之差，文意谬之千里。再如“义解”贤瑜伽条中，一然又虚构了白居易的话语，其文曰：“中国名士白居易尝穷之未能。乃曰：‘唯识幽难破，因明擘不开。’是以学者难承禀者，尚矣。”搜遍相关资料，并未发现白居易说过这两句话，可见一然著书对材料处理的随意性，这无疑降低了《三国史记》的史料价值。另外《三国遗事》在抄录《三国遗事》史料的时候，对《三国史记》进行随意改动，如“避隐”条中对勿稽子的记载，其材料本自《三国史记》，却对《三国史记》进行改动，《三国史记》中所记的勿稽子，是新罗奈解尼师今时人。在随王孙捺音往救阿罗国的战斗中立有大功，但被王子嫉妒，故不记功，后也有类似之事，勿稽子为此愤然，被发携琴，入师彘山不返。而《三国遗事》中的勿稽子却成了一个因自己不忠不孝而隐居的勿稽子。如此改动，不免显得过于随意，必然影响其史料价值。

因此，研究新罗、高句丽、百济三国历史，具有较高史料价值的《三国史记》在采用前还需仔细斟酌，与相关史料对比考证，去伪存真，方可借鉴。而《三国遗事》则只能作为参考，更不能将《三国遗事》做为“韩国第一部通史性著作、第一部系统而完整的佛教史著作”?来使用。

[注释]

① 徐兢：《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影印本）》，汉城：亚细亚文化社，1972年。

② [韩]权重达：《关于资治通鉴之东传》，韩国中央大学《文理大学报》1980年第38期，转引自（韩）郑求福《三国史记解题》，（韩）郑求福、卢重国、申东河、金泰植、权悳永等：《译注三国史记》1勘校原文篇，城南：韩国精神文化研究院，1996年。

③ [朝鲜]郑麟趾：《高丽史》，台北：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72年。

④ ? 陈蒲清：《论〈三国遗事〉的历史地位与文化价值》，《广州大学学报》2007年第6期。

⑤ 此表见于《东文粹》卷一。《东文粹》两卷，由朝鲜王朝金宗直编纂，收录此前朝鲜名家诗文。

⑥ ⑦ ? ? 金富轼著，孙文范等校勘：《三国史记》，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3年，第2页，第182-183页，第453页，第482页，

⑧ 一然著，孙文范等校勘：《三国遗事》，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3年，第30页，。

⑨ ⑩ 杨军：《略论古朝鲜古史谱系的演变》，《黑龙江社会科学》2011年第2期。

? 李春祥：《论〈三国史记〉的编撰方法、历史观及史学思想》，《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5年第4期。

? 苗威：《关于金富轼历史观的探讨》，《社会科学战线》2012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