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学考研论突骑施娑葛之“十四姓可汗”_部落_说法_史料(考研民族学通论)

原标题:民族学考研:论突骑施娑葛之“十四姓可汗”

论突骑施娑葛之“十四姓可汗”

代云东

摘要:现存史料对突骑施汗国可汗娑葛有“十姓可汗”及“十四姓可汗”两种说法。对此,岑仲勉在《通鉴隋唐纪比事质疑》中认为“遍考西突厥史,前后都无十四姓之称,《元龟》三六六载此文,只作十姓可汗,‘四’字为误衍无疑”。但仅就史料记载缺少十四姓的记载就判断四字为误衍不免缺乏说服力,其他出土材料及传世文献仍有证据指向“十四姓可汗”曾经存在。故本文将结合出土突厥碑文及中外学者的相关研究从“十姓”部落的起源开始逐步论证“十四姓可汗”存在的可能性,并大致推断出这十四个部落的可能构成。

关键词:十四姓可汗;娑葛;突骑施

一、引 语

公元7世纪末至公元8世纪初的西域由于唐朝在此地区有一定的驻军且管理恰当,并未出现同北部、东北边疆那样的糜烂状况,但也呈现出了唐、吐蕃、西突厥、后突厥四方围绕西域展开斗争的局面。在这样一个四方争夺的复杂状况下,作为西域本土居民的西突厥民族难以独善其身,其上层统治者在这个过程中有的选择同唐朝合作如阿史那步真等,有的则选择反叛如阿史那贺鲁、阿史那车薄等。阿史那氏的这种分化带来的结果则是在此过程中其逐渐失去权威,下层部落开始崛起。接替阿史那氏掌控西突厥地区的部落是突骑施,从乌质勒时期开始,突骑施逐渐独立于传统阿史那氏领导的“十姓部落”,并最终发展壮大收拢了原本处在阿史那氏领导下的各部形成了新的王国,到了乌质勒子娑葛时期,突骑施汗国正式建立,据《旧唐书》的记载,唐朝对于娑葛的地位是给予承认的,并且给他封了“十四姓可汗”的称号。但史料中关于突骑施汗国娑葛除了上面提到的“十四姓可汗”说法外,还有“十姓可汗”的说法。具体为《旧唐书》、《资治通鉴》、四库本《册府元龟》的记载为“十四姓可汗”①;而宋本、明本《册府元龟》却记为“十姓可汗”②。

对于这两种不同记载,中国学者岑仲勉在《通鉴隋唐纪比事质疑》中认为“遍考西突厥史,前后都无十四姓之称,《元龟》三六六载此文,只作十姓可汗,‘四’字为误衍无疑”③。但岑仲勉先生的判断并未从这一时期西突厥地区的历史社会及民族状况的变化作出全面的考量,仅就史料缺少十四姓之记载就判断四字为误衍不免缺乏说服力。故许多中外学者仍认为娑葛之“十四姓可汗”是有依据的。如日本学者佐藤长结合西突厥诸部在娑葛统治时期的前后演变认为“十四姓可汗”的出现是可能的,并且这十四姓的构成应该是原有的十姓部落基础上加上三姓葛逻禄及咽面。④内藤みどり在赞同佐藤氏的基础上提出了娑葛“十四姓王国”的出现并非是以阿史那为可汗的西突厥王国的复活,而是作为传统“十姓”之一的突骑施从“十姓”这个支撑着前西突厥王国的下层基础联合体中独立出来,并选择一些部落形成比“十姓”更大的“十四姓”部落联盟,而这个以突骑施为中心发展形成的新形态就是娑葛的十四姓王国。⑤中国学者最早赞成“十四姓”说法的学者是胡三省,其在为《资治通鉴》作的注中认为“西突厥原有十姓,今并咽面、葛逻禄、莫贺达千、都摩支为十四姓”①。近人薛宗正②,刘锡金③也赞成“十四姓可汗”之说法。总的说来,同反对“十四姓”可汗曾经存在的学者比起来,这些学者提出的证据更为全面也更有说服力,但也存在一些局限,这种局限主要体现在对“十四姓”具体构成的判断上。比如佐藤氏在“十四姓部落”的具体构成上将咽面作为十姓之外的新一部的说法有一定的局限性,因为根据史料的记载,此时的咽面有成为代替突骑施成为新十部的一部的可能性。此外佐藤氏虽有注意到了突骑施有黑黄两姓的说法,但却认为将突骑施作为两姓看是不可信的,也未注意到传世文献及出土材料中有“三姓突骑施”的说法,而且佐藤氏提出的葛逻禄为三姓的看法也有失妥当,因为纵观娑葛时期前后,葛逻禄在臣服于别部时都是以一部的姿态出现的。内藤氏提出的关于“十四姓王国”出现过程的论断令人信服,但在对于“十四姓”的具体构成上其沿用了佐藤氏的看法,也具有一定的局限性。而中国学者方面支持“十四姓可汗”一说的推论也在“十四姓”的具体构成方面或多或少的有一些局限,比如对于胡三省将莫贺达干、都摩支作为两部的说法,薛宗正先生就指出莫贺达干、都摩支皆为爵称,不宜混入部名;而薛宗正提出的弓月为一部的看法也缺乏直接证据,并且弓月部是否为突厥部落仍待商榷。故本文将结合出土突厥碑文及中外学者的相关研究从“十姓”部落的起源开始逐步论证“十四姓可汗”的可能性,并大致推断出这十四个部落的可能构成。

二、西突厥“十姓”并不是定数

西突厥“十姓部落”的称谓来自于《旧唐书》的相关记载。对于“十姓部落”这一个称谓是“他称”还是“自称”,内藤みどり在《西突厥史の研究》一书中认为在西突厥前后的历史上他们并没有自称“十姓”的记录,“十姓”的称呼来自于唐朝及东突厥史料的记载。①本文倾向于认同内藤氏的观点,但不论“十姓部落”这一个称谓是“他称”还是“自称”,“十姓部落”在历史上应该是真实存在的,并且正如内藤氏所说的那样,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是以阿史那为可汗的西突厥王国部落联盟的基础构成②。

《旧唐书》记载的西突厥由两厢部落组成,碎叶川以东称左厢咄陆部,以西称右厢弩失毕部。东西两厢各辖五姓:左厢五姓酋首称啜,右厢五姓酋首称俟斤。每姓各授令箭,合称两厢、十姓,也称十箭、十设。③于是十姓、十箭竟成为西突厥的代名词。对于此“十姓部落”,有学者认为它自始至终是不变的,均指的是十个突厥部落。但如果仔细勘查史料,却难以证明“十姓部落”是自始至终固定不变的,至少在数量上“十姓部落”的部落数量是不固定的。

首先,西突厥起源时期是否就已有“十姓”尚待商榷。十姓的称谓起源可追溯至室点密可汗时期。所依据的是《旧唐书》卷194载:“室点密,从单于统领十大首领,有兵十万众,往平西域诸胡国。”④而有学者对于这一时期是否真的是十姓部落仍有怀疑,因为《旧唐书》这里并没有正式给出这十个部落的名称。薛宗正在《突厥史》⑤中提到达头可汗致书东罗马皇帝自称“七姓大首领,世界七国王”,以及突厥儒尼碑文记骨咄陆创业之初只有十七人从匿总材山,继而聚为七十人,再进而发展为七百人,故薛宗正认为这可能与突厥的传统的神圣数字并非是“十”,而是“七”有关,而这一圣数观念一般都与其特殊的天象、历数观念连系,而突厥人最早认识的星宿乃北斗七星。他查阅《突厥语大词典》土耳其文本页称之为七兄弟星为佐证。而汉字的“七”、“十”两字形近易伪,故薛宗正先生认为,引用《旧唐书》中的“十大首领”应为“七大首领”之误。

其次,到了沙钵罗可汗即阿史那贺鲁之世“十姓部落”的具体名称正式出现时,史籍还有“西突厥二十余部”的说法。据《旧唐书》卷194所载的十姓具体名称为:

其咄陆五啜:一曰处木昆·律啜;二曰胡禄居·阙啜;三曰摄舍提·暾啜;四曰突骑施·贺逻施啜;五曰鼠尼舒·处半啜。弩失毕有五俟斤:一曰阿悉结·阙俟斤;二曰哥舒·处半俟斤;三曰拔塞干·暾沙钵俟斤;四曰阿悉结·泥孰俟斤;五曰哥舒·阙俟斤。①

而据《旧唐书》卷195《回纥传》的记载,贞观二十二年西突厥还有“二十余部”的说法:

诏西突厥可汗阿史那贺鲁统五啜,俟斤二十余部。居多罗斯水南,去西州马行十五日程。②

对于这里的西突厥二十余部的说法,内藤氏在其书《西突厥史の研究》中认为这二十余部是西突厥几乎全体的总称,还包括了一些附属部落,并非全是以阿史那氏为中心的西突厥王国的部落联盟的核心部分。③内藤氏的看法令人折服,但这里的记载也并未指出此时西突厥的核心部落还是十姓,既然它此时有二十余部之多,那么核心部落是不是也会扩大呢?此外从《旧唐书》的记载,我们也可以看到从阿史那贺鲁时期开始,一些原本不载于“十姓部落”具体名称的葛逻禄、处月、处密等部开始出现在阿史那王氏的周围,并且扮演着一种核心部落的角色,据《旧唐书》卷195的记载:

阿史那贺鲁者,曳步利设射匮特勒之子也。初,阿史那步真既来归国,咄陆可汗乃立贺鲁为叶护,以继步真。居于多逻斯川,在西州直北一千五百里,统处密、处月、姑苏、歌罗禄、弩失毕五姓之众。①

可见在阿史那贺鲁时代,其众除了弩失毕五姓之众外,还杂有处密、处月、姑苏、歌罗禄这些不见于传统“十姓”的部落,而这些部落的地位同弩失毕五姓是差不多的,是处于核心的部族,不是附属部落。

在阿史那弥射时期也有这种情况,据《旧唐书》记载:

弥射既与步真有隙,以贞观十三年率所部处月、处密部落入朝,授右监门大将军。其后步真遂自立为咄陆叶护,其部落多不服,委之遁去。②

从这里对阿史那弥射的记载我们可以看到其在入朝的时候是率领着所部处月、处密部落一起入朝的,可见这两部在其统治区域内地位也不低,而这两部也并不见于《旧唐书》所载的“十姓部落”的具体名称。

由上面这两例我们可以看到,所谓“二十余部”的说法也并非空穴来风,至少从《旧唐书》对于阿史那贺鲁及阿史那弥射时期的记载可以看到一些明显不属于原有“十姓部落”的部落,已经开始出现在阿史那王氏的周围并且享有着和“十姓”一样的地位,充当着核心部落的角色,那么“十姓”是定数的看法显然是站不住脚的。

再次,到了唐代设西突厥诸羁縻州府的时候西突厥的部落总数也是超出十部的(此外又增加了葛逻禄、处月、处密等)。到了娑葛时代,《旧唐书》甚至有“十四姓可汗”的说法。

可见十姓并非定制,而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的。对于“十姓部落”数量的演变,刘锡金先生发表在《新疆大学学报》上的一篇关于西突厥十姓的论文认为西突厥的开国之初只有七姓,进而发展为八姓,直到壮大为十姓,各部皆授权、授箭,合称十箭,这是经过一段时间演变的历史产物,它不足于概括西突厥境内的所有部落。但是,两厢的区别却是自始有之,它起源于西突厥两支不同的汗系所统部落。①刘先生的说法是否可信暂不论,但可以从这些记载看出“十姓部落”的具体数量应该是有变化的,“十姓部落”的数量应该是随着西突厥内外矛盾的变化而发生变化的。所以当形势发展到娑葛时代时,“十姓部落”的数量发生变化也是有可能的。此外纵观史料的记载我们可以看到唐朝封的“十姓可汗”大多是阿史那氏的突厥王族,很少有封非阿史那氏的新贵为“十姓可汗”,因此不禁让人怀疑“十姓可汗”是专属于西突厥阿史那王氏的称呼,而后随着阿史那氏在西突厥地区的势微,这个称呼也逐渐弃之不用。

三、突骑施独立于“十姓”后,十姓为何还有十姓

前文提到对于“十姓部落”的具体数量许多中外学者都认为其应该是有变化的,故《旧唐书·郭元振传》中的“十四姓可汗”一说也是有可能的,但仅从数量会发生变化来得出结论明显是不具有说服力的。要进一步了解娑葛“十四姓可汗”的由来,我们还应该从时代背景及娑葛本身所在的群体来寻找突破口。

突骑施部落开始是作为十姓之一而存在的,阿史那贺鲁时期突骑施名列《旧唐书》卷194所载之十姓。到了乌质勒时,由于内外形势的变化,突骑施开始脱离十姓集团并发展壮大。这个时候可以明确认为突骑施应该是独立于十姓的,《旧唐书》卷194所载乌质勒:

突骑施乌质勒者,西突厥之别种也。初隶在斛瑟罗下,号为莫贺达干。后以斛瑟罗用刑严酷,众皆畏之,尤能抚恤其部落,由是为远近诸胡所归附。……尝屯聚碎叶西北界,后渐攻陷碎叶,徙其牙帐居之。东北与突厥为邻,西南与诸胡相接,东南至西廷州。①

那么到了此时十姓应该只有九姓了。但《旧唐书》卷194记载仍是“十姓多附之”②而不是“九姓多附之”,《资治通鉴》、《册府元归》的记载也是如此,考古发现的阙特勤碑(北13)中关于十姓和突骑施记载在这个时期也是独立的,且“十姓”仍然是十姓并没有变为九姓:

从我的十箭子孙那里,从突骑施可汗那里,来了掌印官摩诃罗支与掌印官乌古斯毗伽。从黠戛斯可汗那里,来了达头伊难珠啜。汉人可汗的皇姨弟张将军,则来建造陵墓,处理雕刻、绘画事宜,以及置备铭文石碑。③

蒙古国杭爱省的哈拉巴勒嘎斯城址内的儒尼碑文也有“又十箭、三姓突骑施”的记载,可见十部和突骑施是分开记载的,十部除去突骑施仍是十部。如果不是史家笔误,那么说明这个时候“十姓”除了突骑施仍然是还有十部的,这没了突骑施后的第十部或许是新增加的,也有可能是留在十姓中的突骑施中的残部,对此史书没有记载,故不在此妄加猜测。如果《旧唐书》等史料的记载无误,那么不用到娑葛时期,早在乌质勒时期,突骑施就应该至少有十一部落了。对此,内藤氏认为娑葛“十四姓王国”是作为传统“十姓”之一的突骑施从“十姓”这个支撑着前西突厥王国的下层基础联合体中独立出来,并选择一些部落形成比“十姓”更大的“十四姓”部落联盟,而这个以突骑施为中心发展形成的新形态就是娑葛的十四姓王国,而十姓在突骑施独立后又加入了新的部落可能是三姓葛逻禄的一部或咽面成了新的“十姓”,并且构成了以突骑施为中心发展形成的娑葛的十四姓王国的下层基础。①内藤氏对于突骑施独立于“十姓”后的发展和十姓的更新换代理论,很好地解释了为什么突骑施独立于“十姓”之后,“十姓”仍是“十姓”并未变成“九姓”的问题,可谓真知灼见,但关于补充进来的新一部的看法不能让人信服,这点将在下文中讨论,这里不加以赘述。

四、三姓突骑施说法及突骑施在娑葛时期前后不止一姓

前文所作的分析都是在假设突骑施只为一姓的基础上的,但如果我们仔细审视突骑施部落的话可以发现突骑施可能不止一姓。

史料中对突骑施有两姓的说法,据《旧唐书》记载,苏禄时期突骑施:

有大首领莫贺达干、都摩度两部落,最为强盛。百姓又分为黄姓、黑姓两种,互相猜阻。②

佐藤氏注意到了突骑施有黑黄两姓的说法,但同时他认为将突骑施作为两姓看是不可信的,①本文赞同佐藤先生的看法,若将突骑施分为莫贺达干、都摩度两部是不合理的,薛宗正先生已经指出,莫贺达干、都摩度是爵称,不应混如部落名②;若是将突骑施分为黑、黄两姓的话也不合理,因为这里的黑、黄究竟是姓氏还是部落名还难以弄清楚,至少从史籍“百姓又分为黄姓、黑姓两种”的表述来看这里的黑、黄应该是一种姓氏或旗帜鲜明的两个阵营,而不是具体的部落名称。故将突骑施视为两姓的看法是不可取的。

佐藤先生注意到了突骑施有两姓的说法,却没有注意到传世文献及出土材料中还有“三姓突骑施”的说法,考古发现的娑葛之后的突厥儒尼文碑中有三姓突骑施的记载,其碑文记载如下:

xxi.默.□□□□□□□(黄)姓毗伽可汗,复与归顺葛禄册真珠智惠叶护为主。又十箭、三姓突骑施、九(姓)□□□□□□□□□□□□□□□□□□□□□□□□□□□□□③

而资治通鉴同时期的记载也有这样的说法,《资治通鉴》第215卷载:

突骑施大纛官都摩度来投降唐朝,六月,乙未(二十二日),唐册封都摩度为三姓叶护。④

《资治通鉴》与突厥碑文内容都有三姓的记载,可见三姓的说法并不是空穴来风的,但这些记载都是出现在娑葛之后的,只可以作为突骑施不止一部的参考。另外一个可以提供突骑施不止一姓的记载是作为突骑施别种的葛逻禄的相关记载,葛逻禄在《新唐书》的记载中有三姓,一曰谋落,或谋剌;一曰炽俟,或婆匐;一曰踏实力,①故文献中常称为三姓葛逻禄。首领号叶护,亦纳勒,故又号三姓叶护。史料关于葛逻禄三姓的记载在娑葛前后都有出现。唐显庆二年(657年),唐曾以谋落部为阴山都督府,炽俟部为大漠都督府,踏实力部为玄池都督府,后又分炽俟部之大漠州为金附州都督府。②作为突骑施别部的葛逻禄尚有三姓,那么在它作为突骑施一部的时候突骑施本部怎么也不可能只有一姓。此外,因为葛逻禄并不见于《旧唐书》所载的娑葛之前的十姓之中,并且据史书记载,在乌质勒时期葛逻禄就已经作为乌质勒统领的一部出现了,那么突骑施在娑葛时期前后即使将三姓葛逻禄作为一姓独立于十姓之外,也至少是有两姓的(此时不仅突骑施与十姓的记载是独立的,葛逻禄与十姓的记载也是独立的,可见葛逻禄也不是突骑施从“十姓”独立后新形成的“十姓”的一部)。前文也提到在乌质勒时期突骑施独立于十部并统属十部时,史料中关于突骑施和十姓的记载都是分开的,可见乌质勒时期起突骑施就已经是十一姓之主了,这里再加上葛逻禄的话,突骑施就是十二姓了。如果认同佐藤氏将葛逻禄算为三姓的看法话,突骑施在乌质勒时期就已经是不折不扣的十四姓之主了,娑葛被封为十四姓可汗也可以得到合理解释,但佐藤氏是否将葛逻禄算做三姓尚待后文进一步讨论。总之考证至此,不论葛逻禄是否算做一姓还是三姓,娑葛所统领的部落已经多于十部了,明文记载的到此已是十二部之多了。

上面有关突骑施有三姓说法的记载,虽不足以证明突骑施真的为三姓,但至少可以表明在娑葛时期前后突骑施本部不是只有一个部落的,它由一个以上的部落构成,而这几个部落并不是旧有的“十姓部落”之一,因为儒尼碑文的记载中十箭、三姓突骑施是分开的。《旧唐书》也把十部和突骑施分开记载。

五、论“十四姓”之可能构成

娑葛击败阙啜忠节以后,建号贺腊毗伽十四姓可汗。对于此“十四姓”的构成,最早提出看法的是胡三省,其在为《资治通鉴》作的注中认为“西突厥原有十姓,今并咽面、葛逻禄、莫贺达千、都摩支为十四姓”①,对于胡三省的看法,近人薛宗正在《历史研究》上发表的论文认为莫贺达千、都摩支此二部宜易以车鼻施、弓月代替。车鼻施乃汗国核心部落之一,弓月即游牧于伊丽水一带的处月部落,二部皆与突骑施关系十分密切。②日本学者佐藤长则结合西突厥诸部在娑葛统治时期的前后演变,认为这十四姓的构成应该是原有的十姓部落基础上加上三姓葛逻禄及咽面。③

对于胡三省将莫贺达干、都摩支作为两部的说法,薛宗正先生已经考证指出莫贺达干、都摩支皆为爵称,不宜混入部名。④剩下的咽面、葛逻禄两部,葛逻禄上文已提到并不见于《旧唐书》所载的娑葛之前的十姓之中,且已经统属于突骑施,将其作为一部是比较合理的。至于将咽面作为一部,薛宗正先生并未提出异议,佐藤氏也认为将咽面视为一部是合理的,其依据是咽面也是长期活动于该区域的突厥部族。①将咽面作为一部也是可信的,因为目前我们可以找到史料证明咽面当时是居住于突骑施附近的,全唐诗中收录有《使至三姓咽面》一诗,②其作者张宣明为郭元振判官,而郭元振当时的驻地与突骑施是相邻的,可见咽面离突骑施应不甚远。但佐藤氏及胡三省将咽面作为独立于“十姓”之外的一部考虑可能不是很妥当。前文我们已经提到自突骑施独立于“十姓”后,“十姓部落”仍然还是有“十姓”,可见其应该在后来补入了一部,而这一部可能就是咽面,原有的“九姓”加上咽面形成了新的“十姓”。本文提出这个观点并非是没有依据的,史书中关于咽面的最早记载是高宗显庆年间,显庆二年时唐朝据咽面部之地设置咽面州,但此后关于咽面部的记载就不再见于史册,史籍中记载的只剩下咽面州,而同时期史书关于突骑施独立后的“十姓”的具体构成也未有再如阿史那氏时期那样一一列出,故初步怀疑咽面在唐朝设立羁縻州之后便逐渐流入了“十姓”成了代替突骑施重新补齐“十姓”的一部,而随着“十姓”到后期越来越成为一个对西突厥基础部落的泛称,人们不再关心这“十部”具体是哪几个部落,故没有了关于咽面成为十部之一的记载。

至于薛宗正先生提到的车鼻施、弓月两部,史料有记载突骑施雄主苏禄出身于车鼻施部,《新唐书·突厥传下》后面所附的突骑施部分写到,“突骑施别种车鼻施啜苏禄者,裒拾余众”,③这样看来车鼻施作为一部也比较合理,但考虑到薛宗正先生将其归为“三姓突骑施”之一,故放到下一段讨论。至于弓月为一部的话,薛先生以弓月即游牧于伊丽水一带的处月部落来证明其为一部的说法是不具有说服力的。首先,弓月部并不能完全等同于处月,因为我们可以在史料中看到关于二者的独立记载;其次,对于弓月部落是否为突厥部落仍需商榷,日本学者松田寿男认为弓月部是所谓“从历史上消失的五弩失毕部两姓之一”,并且推测该部是在突骑施兴盛时从弓月城南迁弩失毕之境的。①而据王小甫的研究认为弓月可能是以经商为生的粟特部落,不是突厥部落。②故综上所述,弓月应该不是娑葛统下的一部。

前文提到突厥儒尼文碑和《资治通鉴》有“三姓突骑施”的说法,而且这种说法并非没有依据。对于三姓突骑施的构成,薛宗正先生认为三姓突骑施为突骑施、车鼻施、处大昆,③因为观突骑施部的发展可以看到突骑施、车鼻施、处大昆这三姓较为重要。汗国的创立者乌质勒、娑葛父子出身于突骑施部,雄主苏禄出身于车鼻施部,其权臣重宰常出身处大昆部,故突厥儒尼碑文中的“三姓突骑施”为这三部。薛先生的说法是否合理暂不论,但可以看出的是葛逻禄部应该是不算在“三姓突骑施”之中的,且《资治通鉴》第215卷载:“突骑施大纛官都摩度来投降唐朝,六月,乙未(二十二日),唐册封都摩度为三姓叶护”④,葛逻禄也有独立的记载。

讨论至此,还有一个问题尚待解决,那就是究竟是将葛逻禄算为三姓还是将突骑施算为三姓?日本学者佐藤长认为应将葛逻禄算为三姓,其依据是史料中有“三姓葛逻禄”的记载,并且唐朝在设置羁縻府州的时候,也是对应的,为葛逻禄设置三个都督府来进行安置。⑤但佐藤氏在做出这个论断的时候并未注意到“三姓突骑施”的说法,也并没有认识到根据草原民族的做法,作为非统治部族的部落在部落联盟中是不能以三姓或多姓自称的,而只能作一部来看待。

西突厥诸族建立的政权常被称为“三姓”、“九姓”、“十姓”等这些称号的原因是因为部落联盟中作为核心的部落常常会分为几部来便于掌控广大的游牧部族,而这几部核心部落的自主权利也相对较大,往往拥有自己的一套独立运行体系,对联盟中央只有为数不多的义务,故在外人眼中这整个区域就是某某民族几姓汗国,但就像内藤氏所说的那样,这种称呼只是一种“他称”,西突厥人并没有自称此种称号。① 草原民族将作为核心的部落会分为几部来掌控广大的游牧部族的做法早在匈奴时期便已出现,据《史记》记载,匈奴分核心部族为左、中、右三部来分掌三个方面②,突厥初期也有分为东西两部的做法,而后的阿史那西突厥王国的“十姓”核心部落的形成无非也是这种做法的延续。关于此种做法最好的例子就是回纥部落,回纥最初是作为九姓铁勒的一部出现的,据史料记载最初的九姓铁勒为:回纥;仆固;同罗;拔野古;思结;契苾;浑;拔悉蜜;葛逻禄。但随着回纥的逐渐发展,最后它成功地成了新的漠北统治者,在成为统治部落后,其也形成了新的九姓回纥,统治着原有的铁勒诸姓及附属部落,九姓回纥据《旧唐书》记载为:

有十一都督,本九姓部落:一曰药罗葛,即可汗之姓;二曰胡咄葛;三曰咄罗勿;四曰貊歌息讫;五曰阿勿嘀;六曰葛萨;七曰斛嗢素;八曰药勿葛;九曰奚耶勿。③

我们可以看到这里形成的九姓回纥与九姓铁勒没有一个重合的部族名,可见九姓回纥是在回纥独立于铁勒后自身分化或吸收新的部族形成的新的核心部族。故我们可以看到这种将部落联盟中作为核心的部落分为几部来便于掌控广大游牧部族的做法是普遍的,特别是当一个部族在脱离原有的部族联盟发展壮大后,它本身的部族便会为便于统治的需要而分化成几个占有重要位置的核心部落,并且随着联盟内部力量的变化,一些下层或基础部落也会有成为核心部落的机会。

那么此时的突骑施部也有可能会按照这种传统做法而形成“三姓突骑施”来分管各地,故此时突骑施分为三部的可能性是比较大的。反观葛逻禄,其在娑葛前后确实在史料中有记载为“三姓葛逻禄”的说法,但这些记载都出现在葛逻禄作为独立部落时期,在它统属于阿史那贺鲁的时期内,其没有“三姓”的记载,娑葛时期时史料中也无“三姓葛逻禄”的记载,这不是巧合,而是葛逻禄在统属于一个较大部落时其是被视为一部的,尽管它可能自身成分比较复杂且由多姓构成。而“三姓葛逻禄”的称呼在其独立时期出现可能是其此时在自己所统治的那块区域内是统治部落,故其也会按传统做法分为三姓以便管理。但当其被更大的势力所吞并的时候,其又会被视为一部。《旧唐书》中葛逻禄被回纥征服后被当作一部的记载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据《旧唐书·回纥传》记载:

有十一都督,本九姓部落:一曰药罗葛,即可汗之姓;二曰胡咄葛;三曰咄罗勿;四曰貊歌息讫;五曰阿勿嘀;六曰葛萨;七曰斛嗢素;八曰药勿葛;九曰奚耶勿。每一部落一都督。破拔悉密,收一部落,破葛逻禄,收一部落,各置都督五人,统号十一部落。每行止斗战,常以二客部落为军锋。①

可见葛逻禄在被回纥收服后是被当做一部来对待的,尽管此前葛逻禄在独立时自称为“三姓”。

那么根据内滕氏娑葛“十四姓王国”是以突骑施为领导的新的部族联盟,而扩大的“十姓”及“葛逻禄”应当是作为下层基础部落而存在的观点来看①,葛逻禄在娑葛的“十四姓王国”中应该是作为非统治部族存在的。而在阿史那氏统治时期,其和“十姓”则是阿史那氏为中心的联盟的核心部落,此时他们的地位随着突骑施部地位的上升不可避免地下降了,但其地位也并没有跌落到附属部落的那一层,而是如下图所示成了夹在其间的一层。

阿史那贺鲁时期到娑葛时期西突厥核心部落的层次演变过程注:  →表示演进方向,——表示统属关系

那么此时葛逻禄作为这个新的部族联盟中的基础部落,按照传统做法,只能被视为一部,而此时占据统治地位的突骑施完全有可能分为三部。故以突骑施为三姓更为妥当一些。

本文第二部分提到史料中关于十部和突骑施的记载在乌质勒时期已经是独立的,此时可将其称为十一姓部落,即突骑施加十姓。若突厥儒尼文碑和《资治通鉴》“三姓突骑施”的说法可信的话则为十三姓部落,即三姓突骑施加十姓突厥。至于第十四姓,胡三省及佐藤氏提出的咽面有成为新“十姓”之一的可能,而薛宗正先生提出的弓月部仍有待商榷,相比之下,葛逻禄有足够的证据表明不是“三姓突骑施”之一也长期隶属于突骑施,并且即便其有“三姓葛逻禄”的称呼,其在作为被统治部族的时候,按照突厥的传统做法也只能视为一姓,故以葛逻禄为第十四姓较为可靠。

至此,“十四姓”的具体构成可理解为十姓加三姓突骑施加葛逻禄。

六、余论——“十四姓可汗”出现之缘由

观前后史料可见所谓“十四可汗”的提法仅出现在娑葛时期,娑葛时期前后都无“十四姓可汗”的说法。那么“十四姓可汗”为何会出现在娑葛时期?要回答这个问题需要首先观察这一时期西突厥地区的复杂关系。

当时围绕西突厥地区展开斗争的主要是这几方面的势力。第一方是唐朝,其期望西域服从自己的支配从而为陇右提供和平保障,故其对于此地区的敌对势力不管是外来的还是本地叛乱的都尽一切可能进行镇压,对于有利于己方的因素则扶持。第二方是本土居民西突厥。西突厥的上层统治者在被征服后有的选择合作如阿史那步真等,有的反叛如阿史那贺鲁、阿史那车薄等,阿史那氏在此过程中逐渐失去权威,下层部落开始崛起。第三方势力是西域的新兴势力吐蕃,此时窥伺四镇,后成为与唐争霸的主要对手。最后一方势力为逐渐复兴的后突厥,后突厥在逐渐复兴后开始与唐争夺西域,有时为反叛西突厥助力,曾大举攻西突厥并使阿史那氏绝于西域。

在这样一种复杂的形势下唐朝对西域的政策一度摇摆不定,其表现为对安西四镇的反复弃置,甚至武则天在平定徐敬业之乱(684年)以后一度有过“不欲广地,务其安人”①的想法,开始扶持当地亲唐势力。唐朝采取这种做法的原因是因为此时前复后继的西突厥叛乱,如阿史那车薄、他匐等的叛乱使唐朝放弃设四镇的政策,从而对该地采取羁縻的政策,阿史那元庆平叛兵败后,侥幸脱身,奔返长安,武后始注目于阿史那步真之子阿史那斛瑟罗,垂拱二年(686年)“以西突厥继往绝可汗之子斛瑟罗为右玉钤卫将军袭继往绝可汗,押五驽失毕部落”①。《资治通鉴》卷202引陈子昂《谏雅州讨生羌书》又说“盖以陛下务在养人,不在广地也”②,与崔融《拔四镇议》中“其在高宗励精为政,不欲广地,务其安人”的说法如出一辙!据王小甫的说法唐朝士大夫此时有幻想不费人力物力而单靠一项羁縻政策就能维持边疆安定的策划。从狄仁杰神功元年上疏中也可以看出,其在上疏中所谓“拔四镇”的本意并非是舍弃边疆不要,而是撤回镇将防人,把防务交给忠实于唐朝的羁縻府州长官即当地土著首领来负责,从而减轻一些财政和人力负担。③

但唐朝扶持的阿史那斛瑟罗的统治并未长久,很快他就被乌质勒即娑葛之父所领导的突骑施所推翻。形势发展到这一步有些出乎唐朝方面的意料,唐朝此时可能仍想出兵 助阿史那斛瑟罗,但由于内部的问题还未处理好不得不对突骑施进行一定的拉拢,于是便有了册封娑葛为“十四姓可汗”之事。但唐朝对突骑施的支持显然并不像扶持阿史那斛瑟罗那样充分,这可以从后来后突厥大举进攻突骑施并擒杀娑葛时唐朝无动于衷略见一斑。

再回过头来看作为西域本土居民的西突厥在这样一种复杂的情况下是很难独善其身的,其上层统治者在这个过程中有的选择同唐朝合作如阿史那步真等,有的则选择反叛如阿史那贺鲁、阿史那车薄等。阿史那氏的这种分化带来的结果便是在此过程中其逐渐失去权威,下层部落开始崛起。在这样一种状况下西突厥的核心部落是很难保持固定不变的。结合前文的叙述,本文认为从阿史那贺鲁时期到娑葛时期西突厥核心部落的演变过程可能如下图所示,由十姓向十四姓变化。

七、结 语

对于史书中出现的“十姓可汗”及“十四姓可汗”两种不同记载,中外学者展开了激烈的讨论,但不支持“十四姓可汗”之说的学者并未根据这一时期西突厥地区的历史社会及民族状况的变化进行全面的考量,本文认为娑葛之“十四姓可汗”的出现是有依据的。

这种可能性的依据首先来自于“十姓部落”的数量本就不为固定之数,它的数量是随形势的变化而变化的。公元7时期末至公元8世纪初的西域形势是,随着阿史那氏逐渐失去权威,下层部落突骑施逐渐崛起。在这样一种形势下,西突厥的核心部落是很难保持固定不变的,娑葛在继承其父遗产的基础上形成比“十姓”范围更大的“十四姓”联盟,并被封为“十四姓可汗”也是有可
民族学考研论突骑施娑葛之“十四姓可汗”_部落_说法_史料(考研民族学通论)插图
能的。其次是来自于传世文献及出土文献中原属于十部的突骑施独立后十姓没有变为九姓的疑惑,史料在突骑施独立后关于十部和突骑施的记载是分开的,十部在突骑施独立后还是十部,那么如果不是史家笔误的话,早在乌质勒逐渐壮大收拢十部的时候仅突骑施就已有十一部之多。再次,突厥儒尼文碑和《资治通鉴》有“三姓突骑施”的说法,并且按照突厥诸族的做法,居于统治地位的部族往往会分为几部来管理广大的区域,故突骑施在此过程也可能会分为三部,那么凭此条依据即可得出突骑施有十三部。最后,葛逻禄有足够的证据表明不是“三姓突骑施”之一也长期隶属于突骑施,并且即便其有“三姓葛逻禄”的称呼,其在作为被统治部族的时候,按照突厥的传统做法也只能视为一姓,那么加上葛逻禄的话,此时娑葛的十四姓王国就有不折不扣的十四姓了。

关于“十四姓”的具体构成方面,学者们已有充分的讨论,但或多或少都有一些缺乏妥当的地方,在进行综合的比较分析后,本文认为在7世纪末到8世纪初西域复杂局面下形成的娑葛“十四姓王国”中,“十四姓”的具体构成应为三姓突骑施、咽面取代突骑施后形成的新十姓、三姓做一姓的葛逻禄。当然本文所提出的看法受制于史料的有限不可避免地也会有一些局限性,期待随着更多史料的发现及出土能够进一步促进这个问题的解决,进一步还原历史的本来面貌。

(作者系武汉大学历史学院硕士研究生)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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