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学考研大亚细亚主义和军国主义近代以降日本的“郑成功文学…(民族学考研考哪些科目)

原标题:民族学考研:大亚细亚主义和军国主义:近代以降日本的“郑成功文学”与“华夷变态”思想

大亚细亚主义和军国主义:近代以降日本的“郑成功文学”与“华夷变态”思想

江户时代日本之所以产生“华夷变态”思想,乃是日本人发现一直被作为师法榜样的中华帝国日渐式微、不堪一击,而作为“新夷狄”的西方则若横空出世,摧枯拉朽、无往不胜,是最先进文明的代表。对此,丸山真男指出,日本新的华夷之辨,归根结底是“为脱离中国的西化”。①清政府在鸦片战争中的失败,标志着长期以来以中国为中心的华夷秩序迅速土崩瓦解,从而使得日本人的华夷思想发生了根本性变化。1895年,日本在甲午战争中取得了胜利,中日双方签订《马关条约》,中国的台湾及其附属岛屿澎湖列岛割让给日本。对此,日本学者荒野泰典指出:“甲午中日战争,使日本从‘本朝、唐、西洋’这一对外意识的框架中脱离,作为亚洲盟主的日本与西洋形成对峙,可以说完成了近代日本二元世界观的转变。”②而这一转变,体现了日本欲取代中国,成为东亚盟主和亚洲盟主,进而与西洋形成对峙的大亚细亚主义思想。

如前所述,日本的“郑成功文学”在这一时期也出现了第二次高潮。日据台湾时期,日本文人将郑成功建构成为“日本人的英雄”,以达到日本殖民统治台湾正当化的目的。这一时期,由日本“华夷变态”思想演变而来的大亚细亚主义成为日本对外侵略扩张的主导思想。

1894年,依田学海的《国姓爷讨清记》问世,扉页上写道:“诸君,读吧!读吧!声名远扬的国姓爷具有日本人气象,本书记录了他与清朝交战的大雄略。占领台湾!快快占领台湾吧!以慰藉国姓爷亡魂!国姓爷是日本种子发出的芽。诸君!快来读这国姓爷讨清记吧!”③可以看出,依田学海在这里宣扬国姓爷郑成功是“日本种子发出的芽”,实际是在强调郑成功的日本血统。郑成功被公认为“开台圣王”,但如果郑成功成为“日本人的英雄”,那么,台湾这片土地归入日本版图便是顺理成章之事。日本文人按照日本的侵略逻辑对郑成功进行了新的形象建构,因此,依田学海指出,占领台湾是慰藉国姓爷的亡魂,这就将台湾与日本设置在了同一阵营。郑成功终生奋斗的目标是反清复明,视清朝为敌人,而日本亦视清朝为“夷狄”“畜生国”,也就是说台湾与日本的共同敌人为清朝,日本与台湾于是便结成了所谓的“共同体”。

除此之外,日本的国学者丸山正彦在《台湾开创郑成功》(1895年)的序言中也写道:“郑成功将军怀着遗恨而终,我日本仁义之师与清朝抵抗,终于迎来媾和修好的结局,整备善邻旧交,将军终焉之地台湾归入其生国日本的版图。平定匪徒指日可待。如今将军在天之灵定会无比欣慰,定会感激我日本国大君的皇恩。”④丸山正彦在依田学海的逻辑之上指出平定匪徒指日可待,这里的“匪徒”指的是清朝,也就是说,日本占领台湾不是最终目标,既然要完成国姓爷郑成功的遗志,那么,与清朝斗争,推翻清朝的统治,将中国的版图尽收囊中,才算真正告慰了国姓爷在天之灵。从这里也可以看出日本意欲吞并中国的野心。

可见,这一时期日本的“郑成功文学”体现了强烈的大亚细亚主义和军国主义思想。日本通过利用郑成功的日本血统,宣扬日本对中国台湾殖民统治的正当性,对台湾民众进行文化殖民统治。此时,中国与日本的华夷身份发生了逆转,日本认为在亚洲只有日本能够代表东洋文明,因此,也只有日本才能担当起振兴亚洲的重任:“此后中华民国若能了解日本之责任,以独力而支撑此大局,则将来尊重我日本特殊之位置,可相亲而共爱之也。同文同种之两国民,以共求其生存,亦势有必至理有固然者也。”⑤

1929年,久保荣的《史剧国姓爷新说》问世,该剧是《国性爷合战》的改作剧。与以往的改作剧如小山内薰的《国姓爷合战》、矢代静一的《国姓爷》等不同,这里虽然没有出现“鞑靼如同禽兽”的描写,但是用了“满洲的芥子坊主”⑥的称呼,并且反复出现。“芥子坊主”原指江户时代三四岁的少年少女所梳的发型,在这里用以指代清朝人的辫发,是一个文化符号。在该剧中,郑成功的母亲,日本人“田川菊女”为了稳固森舍(郑成功)的地位,深夜到隆武帝的寝殿,威逼隆武帝为森舍赐明朝的国姓,封森舍为国姓爷。这一剧情将日本军国主义发展膨胀的实态暴露无遗。该剧于1930年在东京的筑地小剧场上演,翌年的1931年日本发动了“九一八事变”,致使中国东北三省沦陷,日本帝国主义开始加快其侵华的步伐。可以看出,近代以降,日本的“郑成功文学”所反映的“华夷变态”思想,已经发展到为日本军国主义张目的程度。

“二战”以降,日本的“郑成功文学”中虽然也有对中国清朝的描写,但不再以“鞑靼”相称,而是直接称之为“清朝”。日本华裔作家陈舜臣的《风云儿郑成功》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他在书中写道:“当时把中国东北地区的满族称作‘鞑靼’。实际上,鞑靼这个名称是突厥系的tatars的译音,用来称呼通古斯系的满族是不恰当的。”①这里陈舜臣有意纠正过去日本“郑成功文学”称清朝为“鞑靼”的错误,以求从根本上改变对中国清朝的叙述政治。关于“明清鼎革”的性质,陈舜臣还写道:“从清朝的角度来看,不是他们夺取了明朝的国家。大明帝国是被李自成灭亡的,是清朝赶走了李自成。也就是说,是从李自成手里夺回了这个国家。”②这里很关键,陈舜臣指出明朝非为清朝灭国,而是因李自成发动的农民起义。这在一定程度上揭露了江户时代日本以明清鼎革为借口,试图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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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型华夷秩序的政治动机,否定了日本利用郑成功反清复明、收复台湾的事迹将中国视为台湾与日本的共同敌人的话语策略。

要之,近代以降,日本的“郑成功文学”的“华夷变态”思想发展成为极端大亚细亚主义和军国主义思想,具体表现在日本通过对郑成功为“日本人的英雄”的形象建构,在强调其对中国台湾殖民统治正统性的同时,也试图利用郑成功同化中国台湾民众,并为进一步侵略扩张寻找依据。但“二战”以后,情况有所改变,日本的“郑成功文学”中的中国清朝书写开始呈现客观化倾向,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对江户时代以来“华夷变态”思想的批判和纠正。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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